蔡锷将军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人。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蔡锷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今洞口县山门镇）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在私塾读书。

   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卅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律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派谢汝冀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令罗佩金、康恩肠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遗体由日本运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全国经界局督办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抵达昆明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