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反腐倡廉言行初探

蔡襄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二月十二日，诞生在福建路兴化军连江里枫亭卧牛山之麓（今枫亭九社蔡坑）的农民家庭。幼小的蔡襄、蔡高俩兄弟就在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中茁壮成长。相传，蔡襄家屋后，有一片青松翠柏，门庭前有一株高大的松树，节俊阴浓，能耐岁，解凌冬，口侵碧汉，森耸青峰，偃蹇形如盖，虬蟠势若龙，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四季常持君子操。其母卢氏常启发蔡襄道：“松树不畏寒冬腊月，依然苍苍挺拔山崖，任凭风雨飘零摇晃身躯，发出尖刻刺耳的呼啸，象是在蔑视冬天。你要学青松高风亮节，将来若能成器，定要忠国惠民。”母亲的教诲，小蔡襄铭记在心。

到了入学年龄，蔡襄兄弟俩就进入乡序读书。认真疾学，进步很快，不仅会背诵许多诗词，而且还会应用学过诗词规劝他人。据说，有一次，郡守差役到蔡襄家乡逼迫征粮，态度粗暴。幼小的蔡襄见了心里不能自平，便对差役献诗云：“老母堂前补敝裘，教儿好好见公侯，人生自有相逢处，一点春风在笔头。”差役听毕，自觉得羞愧，我等不如孩童言之有理，遂改其态度，急急离去。可见，良好的家教，为蔡襄日后成为忠国惠民打下坚实基础。他十九岁以农家子弟举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在37年官宦的生涯中，忠国惠民，刚正廉明，政绩卓著，是跟他的父母精心课教分不开的。

纵观中国历史，反对腐败，提倡廉政，乃是历代封建王朝开明的政治家十分敏感而又非常关心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年轻有为的蔡襄，不仅有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认识与主张，而且有言行一致的作风，在仕宦中践行。

蔡襄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洞悉到宋廷腐败现象。他执政为官期间，正是北宋王朝由兴盛转为衰落的过程，危机四伏时期，表现较为突出有三点：

其一，朝中闲散无能的官吏甚多，官僚机构臃肿不堪，有令不行，禁之不止，运转不灵，禁中官吏冗滥又文怡武嬉，结党营私又勾心斗角，近臣苟近，党附相轧，百官臣僚，日相诋讦，且多凭恃官威，因缘为奸，索取赃贿，以曲为直。这些上负朝廷，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存在，造成了朝廷政事废驰，伤风败俗，首先沦丧，世象日恶，导致产生了许多不良社会风气与腐败现象。很多人不肯尚廉偶，厉名节，重利薄义，追逐钱物，以逐利为知能，远势为愚钝，废廉耻为节，成为奔竟之风，影响极坏。

其二，在军事上，兵员数量急剧增加，而忽视平时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低下，且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导致兵不知将，将不专兵，上下隔阂，信息不通，指挥不灵，与辽夏作战，每战心败。

其三，在国家财政开支上，用度百出，有增无减。由于官员俸禄增加，战争费用支出，加上统治者奢侈浪费，滥用财力，造成国库虚竭，入不敷出，困窘不堪，于是就不断向农民增收赋税，加重农民负担，民不聊生，生活愈来愈穷困，迫于无奈，各地农民暴动，屡有发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民族危机四起，宋廷统治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蔡襄耳濡目染宋廷的政治弊端，与一些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同僚一道，上疏皇上痛陈“天下困弊”与“至危”，极力呼吁朝廷“更张”，“以救其患”，力主社会改革，扫除腐败现象。对政治、军事、财政、民主法制以及君主作风等，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规谏仁宗皇帝应居安思危，任贤去邪，公正守信，励精图治，为捍卫宋王朝的统治地位提出了诸多“良方”。

尤其是，蔡襄总结历史上的治世经验，深刻地认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凡为政处事，言行诗吟都能从“安民”这一中心思想出发，认为为政者务必使百姓“各安其所”，安分守己，安心生产，以避免“犯上作乱”。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从统治者本身做起，反腐倡廉，整顿吏治，“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完善监督机制，造成廉洁自持，取信于民的好官，培育勤政为民的官风。

同时，蔡襄还针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进行无情的揭露，其根源在于宋廷实行的“磨勘法”和“恩荫法”，所造成的恶果是奇材异绩的人不予提拔奖励，对那些昏庸无能之人无罢免责罚，贪廉混淆，善恶不分，贤能与不肖不区，一人为官，其子孙亲戚俱可福荫为官。这样不仅耗费国家财政，又必然带来吏治败坏现象，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危及封建统治的秩序。

蔡襄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整顿吏治，首先要取消“磨勘法”和“恩荫法”，除恶吏，举才能，要求圣上当机立断，采取有效举措，真抓实干，肃贪反腐，制定法纪法规，兴利除弊，重振朝纲，严肃朝政。

在经济上，蔡襄建言献策，要遵循“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定法律，去冗减费，节省费用。祈望皇上带头倡行“俭约之德”，惩戒浪费之失，节制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对于那些贪污国家资财之人，应该实行惩防并举方针，既要严惩不贷，又不能心慈手软，一抓到底。同时又要注意防微杜渐，加强约束，防止赃官恶吏侵吞国家财物。

与此同时，蔡襄还上疏仁宗指出：官吏地主激烈兼并土地，追求财利，以侈靡相尚，礼义沦丧。朝廷命官但知持法以治，而豪亲巨姓却能“超逾法制”，交通大吏，软压愚弱。为此蔡襄遂提出以“礼”止“侈”，以“义”制“利”，要求朝廷明令戒谕的建议，从意识形态领域里，阐扬封建主义的礼教和义理，借以抑制贪侈溺利邪风，用首先规范的约束力与法律制度的强制力互相结合，虚实并举，从正面的教育与适当制裁并重原则出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调节，自我节制来匡正鄙俗，扫除腐败，以救时弊。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五月，改革派代表范仲淹上疏，揭露当朝宰相吕夷简弄权误国，而被吕氏以“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罪名，遭贬知饶州。名士余靖、尹洙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也遭谪贬出朝，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大胆指责其不能伸张正义，不知羞耻，也获罪被贬为夷陵县令。是时初任西京留守推官的青年蔡襄，闻知大愤，为此而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余、尹、欧阳为“四贤”，怒斥高氏为“一不肖”。这是蔡襄一生高尚品德情操的写照，是一篇讨伐腐败的檄文。他以民族赤子之心，对宋廷发出以生死之谏，以求实现社会繁荣盛世的愿望，抒发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那些不公道权贵们的控诉和抗争。同时也对中国广大边民在烽火迭起的遭遇寄予无限的关心，代表了民族和睦的呼唤团结的心声，极力主张走励精图治、秣马厉兵强国之策的军事主张。

蔡襄这种大无畏精神，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冒着丢官甚至或生命极大危险，勇敢地站在正义一边，声讨腐败，遣责权奸，表现出一位封建士大夫爱憎分明的果敢精神，与忠直耿正的高尚品质，这的确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扼腕赞叹。

蔡襄在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里，不仅提出一系列反腐倡廉维护统治的“妙方”，而且自己还身体力行，积极加以贯彻施行，且严以律己，以以身作则，努力匡正社会不良风气，消除腐败丑恶现象，颇得百姓拥护与爱戴，赢得了较高的赞誉。

宋至和六年（1054），蔡襄出知开封府时，任职为期限虽短，但他不避权贵，大刀阔斧，采取有力措施，惩治污吏奸官，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出色，谈笑剖决，从容洒脱，破奸发隐，吏不敢欺。

蔡襄两任泉州知府，威惠并行，民畏而爱之。嘉祐三年（1058）七月，蔡襄第二次知泉州，上任伊始，便着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毫不心慈手软。如对贪赃枉法的晋江县令亲拱之，“按以赃罪，坐废终身”，大快人心，万民拍手称快。

蔡襄两次知福州时，更是积极破除陈规陋俗，严禁贪赃枉法。如当时福州葬丧习俗，每逢丧事，其奉浮图，会宾客，大讲排场，送殡队伍达数千人之多，然后备办宴席。富有者大显身价，贫困者贱价出卖田园房产，举债累累，终身不能偿还。在婚嫁习俗上，同样如此，庶民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讲排场，铺张浪费等腐败现象极为严重。他深恶痛绝之，下令禁止，并亲作“五戒”以教谕之，力倡节俭，以宽贫民，鼓励士民揭发举报，对枉法者严惩不贷。同时，蔡襄对自己也严格要求，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如为次子蔡旬娶妻能尚信义，不索取嫁妆，不嫌清贫，反对铺张浪费，并命其子旬亲往迎回，一时传为佳话。

庆历四年（1044），蔡襄坚持原则，不循私情，上疏乞罢自己座师时为宰相的晏殊，不谋其政国事，唯图家私置业，强占田产，建盖府第。在蔡襄等人的多次弹劾下，晏殊以权谋私的腐败官僚终于被罢相。

总而言之，蔡襄一生廉洁，嫉恶如仇，对吏治精明仁恕，所至兴利除弊得到人民广泛赞扬。在宋廷腐败的社会环境里，能够以身作则，操持清正操守，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始终反腐倡廉，持好晚节，后人称道他是一位“一身藏正气，两袖重清风”的好官。象如其弟蔡高活在世上只廿八春，英年早逝，其妻程氏才20岁，育有一男二女，生活清苦，县里人同情于她，募捐白金二百两为其夫办后事。程氏婉言谢绝，哭泣道：“吾家素来以廉为吏，不可以此玷污吾夫！”拒而不受。蔡高的好友欧阳修为其精神所感，称道：“蔡高既能以仁爱来同情百姓，又能以廉洁来感召妻子也。”从这个侧面反映出蔡襄及其一家廉洁忠直，高风亮节的好传统，这都跟幼年时的良好家教有关。

蔡襄卒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八月十六日，享年56岁。时至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其曾孙蔡事亲至孝，为曾祖父蔡襄逝时朝廷并无赐谥号，由他奏请于朝，赐蔡襄为“忠惠”，寓意谓忠之实曰廉，公方正，惠之实曰遗爱在民。为蔡襄芳名立下风范，彪炳千秋，而享誉古今，昭示后人，教仰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