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书彬

蔡书彬，运筹帷帷幄的城工部长

口肖  波

武汉解放前夕，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蔡书彬，直接领导指挥了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及所属鄂中、襄南、鄂豫地委及各县城工部，为了解放武汉，做了大量细致艰苦卓绝的工作，为兵不血刃、完整接管华中重镇武汉，做出了重要贡献。
    革命风雨路
    蔡书彬（1894-1964),汉阳蔡甸人，出身贫寒。8岁时曾人学私塾，13岁进汉口一家印刷厂做童工。受进步思想影响，辛亥革命前就加入印刷工人组织“武汉文业初级保体会”，并被选为代表，为维护工人利益，与官方、资方进行斗争。后在《湖广新报》和汉口湘鄂印书馆工作期间，结识了萧楚女、张子余、施洋、项英、林育南等人，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成为工运的积极分子。1925年加人共产党后，被选任武汉印刷工会执委和秘
书长，任中共汉口印刷支部书记。1927年3月蔡书彬奉武汉总工会之命，担任武汉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苏）护卫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宁汉合流后，转移至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
    1931年离苏回国，辗转至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军学校组织部长、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工人师师政委红11军政委、9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后随一军团参加长征到达延安。
    抗战初期，蔡书彬受中央指派回武汉，任中共长江局职工委员会委员，输送大批有志青年和技术工人到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撤至长沙，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1939年4月，与钱瑛一道开辟湘鄂西区，在宜昌、沙市、松滋一带开展斗争。1940年调至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翌年9月任中共南方局工委委员，负责工运、兵运和干部审查工作。1942年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招待所主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等职，负责甄别到延安的人员。1945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为了抗战胜利后能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5年6月，由蔡书彬、刘宁一主持的“中央城市工作部武汉训练班”在延安小便沟中央党校举办，曾在武汉的钢铁厂、兵工厂、码头、商店、文艺界、学校工作过的10余位学员是蔡书彬逐一挑选的。学习班里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蔡亲自讲课，传授白区城市地下工作经验，讲解工作要点和具体方法，要求学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武汉立足，机智稳妥地开展工作。这个训练班实际上是最早以解放武汉为目标的干部培训。这批学员经过3个月的学习后，大多成为武汉城市工作的骨干。
    1946年2月，蔡书彬率领一批城市工作干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发，经三四个月的长途跋涉，穿过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封锁线，终于到达邯郸，开辟了延安至邯郸新的交通线。
派遣到武汉的城工干部前进至鄂豫军区后，分成数批从不同方向潜入武汉。蔡书彬因工作需要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方总医院任政委。不久随刘邓大军南下至大别山区，任中原局城工部副部长。为加强武汉城市工作力量，中共中原局又任命他为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长。
    播种遍三镇
    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蔡书彬严格遵守秘密战线的工作要求，审慎地组织城工干部向武汉渗透。对派出的干部，都要个别进行谈话，布置工作任务，交待联络办法，并针对各人情况做具体指导。当派遣力量不足时，他又采用“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把武汉地区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和因各种原因失掉组织联系的同志秘密输送进解放区，经过撰写自传、个别谈话、认真甄别，再有选择地对部分人员进行培训，然后分配任务，派回武汉从事城市工作。
    江汉区委城工部主要依靠各地、县城工部开展对武汉的工作。较多的时间是与鄂中二地委、天京潜县城工部一起，本部设在进出武汉较便利、基本环境较稳定的天汉县。一身戎装的蔡书彬常常策马驰骋在各地县城工部之间，指导工作和考察干部。
    1948年夏天，蔡书彬指示天汉县城工部长陆天虹，尽快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地下交通线。由于采用了流动设站、单线联系、交替使用”的方法，上海经武汉全中原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很快得以恢复。在蔡部领导下，城工部门还打通了由香港经武汉至解放区等数条交通线，使进出解放区的人员物资有了安全保障。
    为了应付武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遍地的军警宪特，蔡书彬根据地下工作特点，亲自掌握数个独立的城工小组。城工组单线联系，只向蔡部长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指示。最主要的有余杰、刘建章和郭承先各自领导的小组。
    余杰同志在1948年初就开始接受蔡书彬的直接领导，潜入武汉开展广泛深人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其主要对象是“三府两局一会”。成功地策反了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武昌市长蒋铭、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胡慎仪等；在武汉大中小学校建立党团组织和城工组，有力的推动了武汉“护厂护校护产、反搬迁、反破坏、迎接解放的斗争。
    刘建章领导的汉口小组，是在1948年7月受蔡书彬指派建立的。小组主要成员都经蔡部长逐一审查挑选。他们先后建立了两个重要交通联络站；在汉口警察局及下属14个分局、保警总队、警校等进行策反，掌握警察武装千余人，在“真空”期为保护城市、制
止破坏、维护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10月，在大洪山一所农家小院里，蔡书彬安排郭承先、范治家、李基光3人组成城工部直属小组，确定联系代号及办法，派往武汉执行任务。这个小组经艰苦细致的工作，打人国民党要害部门汉口广播电台，在国民党CC集团掌握领域开展斗争，成功地转移保护了一台一万瓦特的电台设备。武汉解放后的5月19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了播音。
    蔡书彬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对各自独立的城工组织，要求既默契配合，又不相互交叉。平时在天汉县张家湾等驻地常与地县城工部的同志一起办公、吃饭，相互间绝不交谈与保密有关的内容。武汉来人汇报、接受工作，都采取一对一的回避措施。城工人员
之间，亦有许多人互不相识。一次刘建章回城工部汇报工作，随身带着国民党登载有“潘哲夫投降国民党”消息的报纸，对蔡部长说：“这个潘哲夫，真是不可靠。本来和我们合作得很好，一下子就投降了国民党”。蔡书彬听了一笑，指着同桌吃饭的一位干部：“这
位就是潘哲夫同志。”刘建章大吃一惊。原来国民党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故意造谣中伤。凭着长期革命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每个下属的透彻了解，蔡书彬身在解放区，却能游刃有余地指挥着所领导的城工系统在武汉的斗争。
    百川归大海
    随着平津战役的结束，武汉解放已摆上了议事日程。蔡书彬领导的江汉区城工系统，按中央指示精神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和工作重点。
    1948年12月，鄂中地委城工部在驻地张家湾召开有各县城工部长参加的城工会议，蔡书彬到会指导工作。他认为，16字方针所指“时机”已到，城市工作面临重要转折，应该进入“抓住时机、放开手脚、积极进攻、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新阶段，工作重点亦应转到反搬迁、反破坏，策反国民党军政警等中上层，宣传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迎接武汉解放上。嗣后，蔡书彬又指示在武汉的城工负责人陆续赶回解放区城工部，汇报工作情况，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和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了解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接受新的工作重点安排。蔡书彬还交待了多种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按照蔡部长的指示，所属各城工组织放手壮大队伍，加强宣传攻势，政策攻心，威慑敌人，鼓舞民众。加强对敌党政军警宪特的策反工作力度，动员各方力量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护产，迎接武汉解放。为了应付“和”“战”两种情况，各城工组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料和各种档案的收集；配合中原局城工科编写了《武汉调查》、《武汉调查补编》等，为接管武汉作准备；通过城工系统搜集到了《汉口防御工事火网布置
图》、《汉口保警总队武装力量布防图》、《武汉城防图》、《武汉国防施工图》等重要军事情报图纸，并及时经交通线送至解放区。
    1949年4月，蔡书彬与鄂中地委城工部长邱肱良商定，在张家湾对河，由吕梁主办了一期约60人参加的训练班。学员基本上来自武汉，有许多是人力车夫，对照《武汉最新街道详图》熟悉三镇道路、房高、消防栓位置等，培训骨干，为大军攻城、巷战引路作准备。
    这一时期，蔡书彬经常在解放区接待武汉来的工商业主和资本家代表，对他们详细讲解我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和民族工商业的前途，要求他们抵制搬迁和破坏。蔡部长热情的接待、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徐徐善诱的政策讲解，给来者留下深刻印象。回汉后他们又转为宣传，安定了相当一批心神不安的工商业主，扩大了我党在工商界的影响。
    1949年5月16、17日，武汉三镇相继解放。得到这一喜讯后，蔡书彬和干部战士们一样兴奋异常，当即下达准备进城的指示。5月20日，他带领江汉区及地县三级城工人员91人沿汉水徒步向武汉进发，22日深夜抵达汉口。
    各路城工人员“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由蔡书彬主持，在武昌红楼召开了城工系统人员会师大会。会后，他又日夜忙于听取各城工小组负责人的汇报，清理转交城工人员资料，配合大军接管城市；妥善安排出生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城工人员，仅武汉公安
系统就接收了城工人员50余人。有许多年轻的城工人员被推荐进中南军政大学、中原大学、湖北革大等校学习。
    1949年6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任命蔡书彬为武汉市委七常委之一，兼任职工委员会第二书记。蔡书彬曾先后任中原军区工委书记、武汉市总工会筹委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赴京任全国总工会电业工会主席。并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

刊发于《武汉春秋》1999年第三期（附图三张）

责任编辑 咸 侃

武汉第一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始末
口肖  波

武汉解放初期，武汉市人民政府明令废除保甲制度，在三镇调整行政区划，组织新的区公所作为人民政权的派出机关。1950年7月省会武昌被划为第一区，并成立了区人民政府。1952年7月，经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一区人民政府改称武昌区人民政府，并批准在武 昌区设立20个街道人民政府。
    为落实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大力推行民族自治。武汉市政府为满足少数民族参政的需要，吸纳少数民族代表参与政权建设，不久又将全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武昌区明伦街的基层政权定名为明伦街
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沿 革
    明伦街是武昌区东南部一条大致为东西走向的街道，东南起于栅栏口，西北止于起义街，与保安街、梅隐寺等街道相邻或相交。现属紫阳街辖区。
    明伦街清代即已成街，是当时武昌城保安门外南行孔道，直通武昌门户长虹桥。因与中和门外正街（起义街）十字相交，故名“十字街”。相传早年有文才出众、声名远播的回族才子定子佑在此居住，此街被人称为“名人街”。后谐音转化为明伦街。武汉地区回族定氏族谱记载：定氏祖先随元祖的回回军进入内地，定氏“二世祖宝录公，以武功佐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分藩来楚，授武昌指挥，晋爵将军”。元代以降，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居江城，且多以省会武昌为聚居地。较早形成聚落的回族定居点，有（蛇）山前聚居区和包括十字街、中和门外正街、象鼻街（保安街一段）等在内的城外聚居区。按民族宗教需要，回族聚居区一般都建有清真寺。城外清真寺因建在中和门外正街上而得名，辛亥革命后，随中和门改名，清真寺易名起义街清真寺。这一带的回民大多以牛羊屠宰、清真餐饮、副食以及经营杂货、制革和家庭手工作坊为业谋生，社会地位低下。
    1951年，市政府摸底登记中发现，散居武汉三镇的回、满、蒙、藏、苗等5个少数民族约有4000人；明伦街行政街下辖17条自然街，其中明伦街、起义街、保安街、郭家街（梅隐寺）等处回族居民较集中，共有回、满两个少数民族人口1015人，占全街总人口9514人的10.67%,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数的1/4强，是武汉市最大的少数民族居住区。
    筹  建
    1950年底，第一区（武昌区）人民政府撤消下属4个区公所，由民政科向区公安局在各街的公安分驻所派出1至数名民政干事或设立民政室负责街道工作。1950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的金长生（现名金辉），年底被派往明伦街担任民政干事，与驻街的区公安局二分局一分所所长戴志方所带领的10余名干警合署办公。办公地点设在明伦街一座叫“张家大房子”的二层楼房里。
    在明伦街，民政十事除开展优抚、调解、劳动登记，社会救济和街道卫生等工作外，还要在回汉居民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解回汉群众之间发生的纠纷，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抚政策；常在回汉群众聚集的三胜、一勺、明卿等茶馆进行宣传工作；组织居民代表学习、议事，发现、培养回族居民中的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回民代表徐洪春、张明理、哈汉宣（女）等人。汉族群众的牲畜跑进回族群众家犯了回族忌讳，居民小组就进行调解，
让汉族群众给回族群众家门上挂红，赔礼道歉。对回汉群众间的婚姻纠纷等，持慎重态度调处，深受回汉群众称赞。
    1951年年底，区政府向各街道派出了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工作队。一支由队长李治率领的10余名队员的工作队进驻明伦街。
    工作队进街后，依靠民政干事、派出所的干警和居民中的积极分子，深入街道里巷、茶馆、民宅，宣传民主改革、民主建政的政策和意义。发动群众，摸清情况，扎根串连，广泛动员回汉群众参加，开展民主斗争，加强了团结，为民主建政打下基础。1952年7月，市政府批准设立明伦街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民政干事金长生，成为街联合政府至正式成立时期的街长（以副代正）。
    诞  生
    1953年元月4日－5日，张家大房子张灯结彩，明伦街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在这里正式召开。武汉市副市长、中南民委副主任委员陈经畲（回族）、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关
斌、市民政局副局长袁文、中南民委处长于亚农、武昌区副区长陈练升等到会祝贺。63名代表经过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在民族平等基础上，选出了街政府委员。当会议主持人宣布明伦街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正式成立时，掌声在全场顿时响起，院内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回汉群众喜气洋洋。
    选出的9名街政府委员中，有2名是回族。回民徐洪春、马显玉等分别担任街及下属各委员会的委员。回民的参政，加强了民族团结，密切了民族关系。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增设文化班”、“不让牲畜乱跑，以免影响卫生，有碍民族风俗习惯”等提案获得通过，形成决议让街政府执行。
    当选街长的刘长庆，系南下干部，之前任八铺街派出所所长，任职4个月（1953年1月－4月）后即调离。街长由江长生（南下干部）接任（1953年4月－1954年3月）。金长生1953年1月调武昌区西大街（体育街）任街长。当选街政府委员和全体代表纷纷
表示，有信心有决心搞好民族团结，不辜负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明伦街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个、武汉市唯一一个街道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日，武汉的广播电台、报社记者进行了采访。《长江日报》1953年元月12日头版，刊登了“武昌区明伦街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报导。
    活  动
    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为加强民族工作，除常设的5个委员会外，特呈请上级政府批准设立街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市、区政府特批给明伦街增加1个民族干事编制，调派回族干部马明振（后调中央民院）担任此职。少数民族干部在这里得到了培养和锻炼。
    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少数民族得到关怀和重视。回民徐洪春的大儿子被优先安排到国棉一厂参加工作，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别进了居民夜校和小学。他自己也被回族群众选为居民代表，街联合政府成立时被选为街政府委员。后被作为少数民族干部重点培养，连任市、区多届人大代表，副街长、武昌区人大副主任、区财经主任等职。
    联合政府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先后推荐安排了几十名回族青年到国棉一厂和久安制药厂等处工作；积极在少数民族居民中“扫盲”，动员其子女上学；崇真回民小学中130余名学生减免全部费用，学校85%以上的费用由市政府津贴。联合政府还积极动员民族妇女走出家门，从事加工、街道卫生、调解纠纷等工作，哈汉宣、哈永秀等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后都担任街道干部。
   在此期间，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进行了基层普选工作以及宣传《婚姻法》、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等各项运动。
    1954年3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区人民政府即是基层政府组织，在区政府下不宜再设立一级政权机构”的指
示，各街道人民政府全部改设街道办事处，作为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设正、副主任。
    新成立的明伦街办事处，承接了明伦街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全部工作。明伦街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至此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江永生作为最后一任街长，转任明伦街办事处第一任主任。

刊发于《武汉春秋》1999年第五期（附图两张）

责任编辑 咸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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